我有一张老照片是同我的第一任电台台长刘连思同志，半个世纪前的合影。1950年11月9日，我作为沈阳市第十二中学16岁学生，正式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队伍，并以独特的战斗方式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—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培养的第一批无线电报务员赴朝战斗。

    理想是伟大的，战争是残苦的。那还是1951年10月的一天下午三点多钟。十多位像我一样的阳光少年，带着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，开赴朝鲜，当部队入朝走到100多公里的时候天黑了。前方天空一片通红，电光弹蜿如金蛇狂舞，我摸不着头脑，“到前线了吗?”后来才听说是我们的高炮部队为掩护交通要道清川江，向敌机发射电光弹。此时我由一个懵懂少年，瞬间明白了军人的含义—随时为国捐躯。

    1952年初春的一天，我所在的兵团司令部遭到了美英飞机的狂轰滥炸，当时我正在电台上值班，眼看着几几位战友永远地倒在了血泊中，我身上的棉衣也被炸着了火。我的手在不自主地颤抖，腿也在颤抖，但我依然戴着耳机在无线电台前滴滴答地收发不停，并奇迹般地完成了任务，受到了嘉奖，并荣立了三等功。

    在朝鲜战场上生活十分艰苦，1952年春天由于长时间吃不上蔬菜，我们很多人都得了夜盲症，而南方人又不吃野菜，惟独我是东北人，到山上挖野菜吃，所以我的眼睛最好，一夜间转移阵地，我就在前面走，一个牵着一个，一直坚持了几个月，所以电台的战友们：都叫我“猫头鹰”。

    生活无处不青春！在刚刚开始参加战斗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敌机轰炸，听战地的枪炮声就很害怕，后来就不害怕了，再后来，我们不值班的时候，四五个小伙子就到外面看热闹，尤其在夜间敌机轰炸前，我们会追着敌机投下小型照明弹的小火亮跑呀跑，因为火亮的上面，是一个直径约2米，上面写着USA的小型降落伞，很好玩。有时火亮上的蜡烛油会撒我们一身。有时台长会亲自领着我们玩。那时候大家置生死于度外，好好工作，为了祖国，宁可死在工作台上，勇敢而快乐地生活，期盼着战争胜利的一天。

    朝鲜战斗，我被组织安排到军事院校学习。两年后，我身着戎装只身背着行囊拿着护照，揣着一把手枪，经丹东徙步过鸭绿江大桥，风餐露宿，辗转几日，又回到了在朝鲜“38线”附近的前沿雷达站任副站长，承担着更为艰苦复杂的任务。一年后，我奉命调回国，才真正回到阔别六年的家乡沈阳。以后多年，我一直在沈阳军区空军和沈阳军区司令部工作。1988年退休前后，我参加了军区的年战史编写。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聘为“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史撰写人。”